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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在蒙古华侨学校的青春岁月——邯郸市侨联主席韩荣华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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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18 16:13:44  作者:未知  来源:邯郸市侨联  查看:163  评论:0
内容摘要:难忘在蒙古华侨学校的青春岁月——邯郸市侨联主席韩荣华口述  被采访者简介:韩荣华,女,蒙古归侨,祖籍河北张家...

难忘在蒙古华侨学校的青春岁月

——邯郸市侨联主席韩荣华口述

 

 被采访者简介:韩荣华,女,蒙古归侨,祖籍河北张家口。1957年出生在乌兰巴托。从事华文教育八年。19836月回国,开始在邯郸国家棉纺四厂子弟学校教导处工作,不久调入邯郸市纺织局侨办,期间和老归侨一起成立了邯郸市纺织侨联。1985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7年毕业。1995年调入邯郸市侨联任秘书长。1997年调任市政协台港澳侨副主任,2000年任市政协科教文卫副主任并主持工作。2002年当选邯郸市侨联主席。19922002年起先后四次连续当选河北省人大代表,2003年当选第1011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不忍叹风尘》、《倾斜的心灵》和《星雨人》。短篇小说《隐私》获世界福州十邑同乡会主办的第二届“冰心文学奖”入围奖。
采访时间:200999
采访地点: 河北省邯郸市宾馆
采访者:林明江 包东 陈永升 宁一王志祥 郑丹 庞俊永 宋东升
整理者:陈永升

 
(一)
 
我祖籍河北省张家口市,是第三代华侨。1910年代,我的祖父和大多数旅蒙商人一样,赶着勒勒车(牛车)到蒙古库伦(即今天的乌兰巴托)去做生意,他们俗称“下库伦”。老人最后在没能联系上国内亲人的情况下,病逝在蒙古。我父亲在国内出生,祖传做精细点心的技艺很高。1945年在日本投降前,他被日本人作为手艺人强行征招到蒙古,然后在乌兰巴托定居。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回国结婚,然后又回到乌兰巴托生活,1957年,我出生在乌兰巴托。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蒙关系一度比较友好,两国于19491016建立外交关系,蒙古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建交后,两国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友好关系,在经贸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政治层面,双方的领导人高层互访非常频繁,蒙古方面的乔巴山元帅、中国方面的毛泽东主席,蒙古总理泽登巴尔、中国总理周恩来,所有这些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了两国的密切交往。196052761,周总理访蒙并签署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奠定了中蒙关系的里程碑。1962122527日,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顺利划定了两国边界线。
因为早期中蒙关系比较友好,我们在蒙古还算愉快。1963年,我入读蒙古中文学校培才学校。培才学校曾经非常辉煌,是当时我国在境外唯一的一所学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援蒙职工子弟求学所设,许多华侨子弟也在此求学。
1955年4月7,中蒙双方签订了《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国帮助生产建设的协定》。这是中国经济援助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协定。向蒙古国派遣专业技术工人,包括医生、护士、教员,木工、瓦工、厨师、裁缝,以及种菜、养猪、养鸡的农民等等,首批8200人。目的是帮助蒙古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09月,又签订了《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国帮助生产建设的协定(第二)》。派遣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12000多人,加上家属,将近30000人。1957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鉴于援蒙工人子弟和华侨子女入学人数不断增多,故于是年9月开办培才学校(即援蒙员工子弟学校),同时还招收华侨子弟入学。该校最初为小学,后又增加了中学。培才学校是1956年春援建蒙古“567工程内容之一(此外还有我驻蒙馆区和中国友谊医院项目)。学校主建筑有教学楼四层一座、学生宿舍楼一座,教工宿舍楼一座,拥有1000个多座位的大礼堂一座,两层楼高的体育馆各一座,有图书室,理发室,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校广播站,气象站,还有幼儿园,食堂,菜窖,蔬菜温室等设施。学校教职工均由国内派遣,教材教具包括食堂咸菜、豆腐乳等蒙古没有的菜肴都来自国内,包括学生都可以订阅国内各种报刊杂志。
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日渐紧张。中国共产党发表“九评”以后,中苏关系彻底决裂。地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国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明显地站在苏联一边,中蒙关系日渐紧张。19644月,蒙古国政府要求根据劳动力协议派遣的中国专家、员工及其家属,三个月内全部离境。学校中援蒙员工子女学生和部分教职工也都回国了。培才学校规模大为缩小,此后,学校由部分国内派遣的留校教职工和华侨老师继续办学。为了解决当地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由旅蒙华侨协会出面于19649月领导创建了华侨学校。
我开始在培才学校上中学,后转往华侨学校进修,共进修了两年。1975年在毕业的前半年边进修边开始在华侨学校任教。1976年,培才学校校址正式移交蒙古政府后,华侨学校成为蒙古唯一一所华文学校。
华侨子弟学校成立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师生们一直在缺少供暖设备的木头平房坚持学习中华语言文化。那时中蒙关系紧张,两国不能通邮,学校的教材也不能从国内得到,我们只好通过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邮寄20-30本,所以特别珍贵。但学校有学生数千人,完全不能满足需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我们只能自编教材,然后自己刻蜡板,我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刻蜡板,数学、几何、语文、自然等各年级教材几乎都刻过,所以我的刻板字写的比较好。刻板刻好后,再用油印机印出来,装订成册,发给学生。
我在华侨学校教书8年,从1975年开始,到1983年回国。那8年是我在国外最难忘的经历。所谓教学相长,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传播了祖国文化,也培育了我勇于克服困难的性格和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

 
(二)
 
1982-1983年,由于中蒙长期的外交争拗,蒙古开始进一步强行驱逐华人离开乌拉巴托。当时,按照蒙古政府的说法,蒙古政府要求“一部分华人”从乌兰巴托(大部分华人在此地居住)迁移到蒙古北部的农场去。这种迫迁是强制性,而且政府对于迫迁居民没有任何安置措施,实际上是变相的驱逐出境。当时,许多华侨也不愿继续呆在蒙古,纷纷离境。尽管蒙古政府多方刁难,并在出境时找各种借口扣留了华侨财物,仍有5000-6000名华侨回到祖国。
由于生长在蒙古,梦牵魂绕,心中十分向往祖国,我长期一直申请回国。由于这个事件,我赶上了回国的这班车。回国过蒙古海关的时候,海关当局故意刁难,扣留我们的财物和我父亲留下的一些书,当时非常心疼,特别是父亲的古书,好大一部分留在了蒙古,也留下了终身遗憾。不过能够回国,我们还是由衷的高兴。
19836月,我和丈夫及两个孩子一起欢天喜地地回到了祖国,开始我被分配在邯郸国棉四厂,在子弟学校教导处工作了四个月。10月,我被调入邯郸市纺织局侨办工作,当时,邯郸纺织系统有将近四万多职工,下属二十多个厂,在邯郸属于支柱产业。很快,我和纺织经理办的老归侨邓阳海一起筹备成立了“邯郸市纺织侨联”并在纺织系统建立基层侨联小组,积极组织归侨侨眷开展各种活动,并穿针引线引进项目,促销产品。
刚到邯郸市的时候,得到了侨联侨办以及所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工作到住房,以及帮忙购置日常用品,让我深深感到了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但是,当时生活还是很不习惯,因为在蒙古的时候是烧土暖气集中供暖,回到邯郸市要自己烧煤球。我们都不会烧煤炉,常常烧一会儿就灭,孩子们冻得够呛,有时上学还不能及时吃上饭,邻居帮忙才能把火再次生起来。刚回国的时候,因为邯郸以前很少看到从乌兰巴托回来的新归侨,所以我们常常成为别人“看新鲜”的对象,当时觉得自己有些“异类”的感觉。所以出门很谨慎,往往走不远很快就返回,一来怕不认路,二来不愿成为让人“看新鲜”的对象,这样持续了一两年,境况慢慢就好了起来。
1985年,我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我考上了两所学校,一是暨南大学,另一个河北师范大学。由于我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去广州的暨大太远,所以选择了较近的河北师范大学。
1987年,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仍回到邯郸市纺织局侨办并兼任纺织侨联副主席。1995年,调入邯郸市侨联,任秘书长。1997年,邯郸市政协需要配备党外女干部,我因此调入邯郸市政协台港澳委员会任副主任。2000年,转任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教科文委员会的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强烈的责任心让我的工作热情很高,委员会工作开展的非常活跃。先后组织开展了多次调研活动,汇集委员智慧,提出站位高、前瞻行强的建议、调研报告。

 
(三)
 
2002年,邯郸市侨联的领导由于年龄的缘故,全部退休。这样,我被推荐到邯郸市侨联工作,在六月的全委会上当选主席。由于侨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基本全部退休,当时侨联后备干部严重不足,没有一个归侨侨眷适合担任侨联的干部,全机关只剩一个司机,我一个人既当侨联主席,又当办事人员和打字员,条件非常艰苦。我开始希望物色几个归侨侨眷到侨联机关工作,为换届打些基础,无色的几个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调入机关工作,最终还是解放思想,两年后,招收了三个公务员。经过几年努力,我坚持不懈,积极物色培养,在市委的大力支持下,今年侨联顺利换届,在全市范围选拔优秀归侨侨眷干部到侨联任职,配备了班子成员,现在邯郸市侨联有9个编制,有了完整的工作班子,组织建设日益完善,机关建设逐步规范。我们外树形象内炼素质,工作人员都很干练,工作开展得比较好。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方针,围绕全市工作中心、在招商引资、招贤引智,为全市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在为归侨侨眷服务方面,在开展海外联谊,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在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侨联组织发展方面都有所提高,都取得了一些突破。
多年来,我的成长,离不开党的培养,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支持。1988年,我先后两届当选河北省青联常委,邯郸市青联副主席。同时,从1988年开始,先后四次当选邯郸市政协常委。从1992年起,四次当选河北省人大代表。2003年,当选第1011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提了百余件提案,多次参与视察与调研。比如我2003年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提案,希望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的录用制度,新进人员必须严格审核,择优录用,对在岗司法人员实行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制,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新华社》还给予了报道。今年我就体育场馆设施开放利用率低的问题提出过意见。我认为体育场馆设施既要规划好、建设好,更要开放利用好,绝不能成为“样子工程”。 比如可容纳35000余名观众的石家庄裕彤国际体育中心,投入使用十多年来,仅在1997年、1998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时短暂风光,此后便长期大门紧闭,一年只承办有限的几场体育比赛和文化演出,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我认为要切实采取措施,提高现有公共体育设施的利用率,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使有限的体育资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也许是我做过教师,上大学又是在中文系,再加之我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丰富的人生经历,很希望能通过创作对话社会,对话人生。所以在工作之余,喜欢创作。我先后出版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1993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不忍叹风尘》,约25.7万字;一部是2004年出版的《倾斜的心灵》,约27.8万字,以此抒发海外赤子爱国爱乡的情感,记录他们艰苦奋斗的历程,表达忧患意识,展望美好未来。刚完成一部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星雨人》,主题是呼吁保护环境。此外,短篇小说《隐私》获得香港十邑同乡会举办的“世界冰心文学奖”入围奖,收入《玫瑰花集》。
我回国已经快30年了,回忆起当年自己在蒙古华侨学校艰苦环境下,依然坚持传播中华文化,培育华侨子弟,很为自己在那段青春岁月中的举动而激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形成的坚毅的性格和坚定的爱国心,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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